爱泼斯坦在中国的传奇一生

2013年7月4日 08:29

王永娟 选稿:王霖

原标题: 爱泼斯坦的传奇一生

　　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曾这样总结：“一般人是从爱国主义到国际主义，而我是从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这句话准确地反映了爱泼斯坦与其他在战争岁月来到中国、了解中国并不遗余力宣传中国的外国友人最大的不同。

　　作为一个从小就生活在中国的无国籍犹太裔，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中国的了解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从小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使他具有同情弱者的国际主义精神，然而，对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不屈斗争的深入报道，却使得他在深切了解中华民族的同时，也深深地爱上了她。新中国成立后，爱泼斯坦从美国返回中国，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他说，“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

　　今天我们就跟随上海市档案馆副主任科员方华的讲解，追寻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中国走过的足迹。

　　对中国充满同情和理解

　　爱泼斯坦1915年出生于华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当时波兰正在俄罗斯帝国的控制范围内。他的父亲曾因领导劳动者起义而被俄罗斯帝国的当权者关押，母亲则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爱泼斯坦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他所在的公司派往日本；当德军逼近华沙时，爱泼斯坦和他的母亲逃亡到亚洲投奔了他的父亲。在历经了一些地区的反犹歧视后，他的家庭最终于1917年迁往中国，并于1920年定居在了天津。

　　在爱泼斯坦7岁那年，他被父母送到了一所美国人开办的小学读书。尽管生活在欧美文化的圈子里，但父亲仍坚持向他灌输民族平等的思想。而且，父亲同情中国民众，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当地犹太人中进行募捐，并将所得款项援助西北地区饥饿的中国人。幼小的爱泼斯坦常常受到这样的告诫：“我们犹太人遭受着歧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再歧视别人。”

　　1931年，16岁的爱泼斯坦初中毕业，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了记者生涯。这个有着一颗“平等心”的年轻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933年底，有人将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远东战线》交到了爱泼斯坦的手中，要他写一篇评论在报纸上发表。在阅读《远东战线》时，爱泼斯坦被书中的内容和作者的写作风格深深地打动了。他打听到斯诺在北京的住址，专程去拜访了斯诺，自此开始了他们两人间长达40年的友情交往。

　　在对斯诺的不断拜访中，爱泼斯坦听到了斯诺访问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新鲜见闻，看到了《西行漫记》的手稿，与中国进步青年的接触，使他真正开始对中国的革命感兴趣。

　　1937年，中国爆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天津失守后，爱泼斯坦的家人不愿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打算移居美国。然而，经过一番思量后，爱泼斯坦却决定留在中国。作为一名没有国籍的犹太裔，留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并从事新闻工作，他的生命时刻都会受到危险，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并且说出了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的话：“我要留在中国，看看日本是怎么战败的。”

　　从1937年到1938年，身为美国合众社记者的爱泼斯坦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特别是在1938年4月，奔赴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爱泼斯坦始终旗帜鲜明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战争暴行，讴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壮举。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前线，他成长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

　　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头两年的战绩，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宋庆龄在读了书的清样后写道：“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读一读。”埃德加·斯诺称赞这本书是“极为出色的战争新闻作品，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

　　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1944年5月，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参加了外国记者团，踏上了延安的土地。在接下来三个月的采访中，他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震、聂荣臻等人有了直接的接触和交谈，并在此期间写下了近10本采访日记，发表了众多新闻稿件。他还获得了毛泽东赠送的一幅石版画像，他一直把它保存在自己的家中。

　　在边区采访的每一天，都让爱泼斯坦处于兴奋状态，他在给自己当时的妻子邱茉莉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边区不光是一个有关英勇的人民被封锁的悲惨的地方，而是一个小规模的伟大的国家……这里进行着的活动恐怕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肯定，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的人民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他们代表未来。”

　　而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爱泼斯坦也毫不吝啬笔墨地大加赞赏，他形容周恩来“整个人格就是一首诗”，称朱德则像是“任何人的父辈，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而对于毛泽东，爱泼斯坦则说：“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

　　在延安几个月的采访中，爱泼斯坦发出了大量报道，让世界更清楚地知道了延安，了解了中共领导人。在给《纽约时报》的一篇长篇通讯中，爱泼斯坦写道——

　　“八路军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每一个八路军的单位都有责任训练人民自卫技能并能在敌军入侵时掩护妇女儿童撤往山里或秘密地道。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些地区的人民深信：抵抗（而不是投降）不但是一项广泛的爱国义务，并且也是为他们自己的社会集体所作的最佳选择。”

　　而且，经过爱泼斯坦改写，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

　　多年后，爱泼斯坦每当回忆起这次去延安的经历时总是满怀深情地说：“令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夏天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并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这次访问之后，爱泼斯坦完成了他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该书1947年在美国出版，被译成德、波、匈等多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爱中国，中国就是我的家”

　　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爱泼斯坦与夫人邱茉莉一起去了美国，在那里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后来由于1950年美国开始盛行麦卡锡主义，爱泼斯坦在那里的处境甚为艰难。

　　1951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宋庆龄向爱泼斯坦夫妇发出了一份邀请，希望他们能回到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爱泼斯坦夫妇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他们经过49天的海上颠簸，终于抵达了天津港。在战火中结成的友谊，使爱泼斯坦一生对宋庆龄都非常敬重，把她视为自己的良师和慈母。而宋庆龄则认为爱泼斯坦是最了解自己，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宋庆龄生前，有许多作家和出版社负责人请求得到她的允许为她作传，她都谢绝了。宋庆龄说：“我只信任艾培（爱泼斯坦的昵称）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我。”在宋庆龄逝世后，已年近七旬的爱泼斯坦不负重托，历时10年，用英文精心撰著了《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由著名翻译家沈苏儒翻译成中文于1992年出版。这部传记获得了第一届中国国家优秀图书奖。

　　与所有中国人一样，爱泼斯坦投入到了蒸蒸日上的新中国建设中，在杂志出版工作渐入正轨后，1957年，爱泼斯坦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在获得周恩来的亲自批准后，爱泼斯坦成为了一名中国公民。1964年，爱泼斯坦又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文革”动乱期间，爱泼斯坦蒙受过冤屈，被囚禁狱中5年，但他没有动摇过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1973年初，获平反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依然满腔热情地投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

　　2004年，89岁高龄的爱泼斯坦，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回忆录《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中，爱泼斯坦这样表达自己的信念：“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他说：“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2005年5月26日，爱泼斯坦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亲自前往送别。